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生育形势，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提出的将生育与社会保障挂钩的建议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具体而言，他的建议是对于不生育的家庭降低养老金，而生育多胎的家庭则享受更高的养老金待遇。然而，这一建议似乎既难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，也不太可能被社保部门采纳。
那么，赵燕菁教授的建议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？原因在于，他对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落的深层原因，以及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，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判。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：
首先，当代年轻人似乎并不十分看重“社保”。不可否认，一部分年轻人面临着收入微薄甚至失业的困境，还有一部分人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压力。在他们看来，自身的生活都已捉襟见肘，如果生育孩子，无异于让孩子也一同承受生活的艰辛。与其如此，不如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。对他们而言，眼前的生存问题远比几十年后的养老金调整更为重要。因此，将生育与养老金挂钩的措施，在短期内很难触动他们的神经。
展开剩余62%其次，养育孩子的成本之高，令人望而却步。在现代社会，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。从孩子出生后的奶粉、衣物，到上幼儿园后的各种兴趣班，再到中小学阶段的辅导补习，每一项都需要巨额的投入。即使孩子上了大学，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有数据显示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，大约需要花费68万元。如此高昂的养育成本，无疑是压在年轻人肩上的一座大山，即使将生育与养老金挂钩，也难以改变他们不愿多生的现实。
更重要的是，赵燕菁教授的建议与我国社保的宗旨相悖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秉承“多缴多得，长缴多得”的原则。这一原则确保了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公平性。如果贸然将生育与养老金挂钩，可能会动摇这一制度的根基。那些不愿生育的职工可能会因此降低缴费意愿，因为即使按较高标准缴纳养老金，未来也可能因未生育而被降低待遇。这无疑将对社保制度的稳定运行产生负面影响。
回顾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生育形势的严峻。尽管我国早在2016年就放开了二胎政策，并在2021年进一步放开了三胎政策，但出生人口数量却并未如预期般出现大幅增长。2017年出生人口达到1758万的峰值后，便开始逐年下降。2021年，即使在三胎政策的刺激下，出生人口仍然跌至1062万人。到了2023年底，我国的出生人口更是进一步降至902万，人口出生率仅为6.39‰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自2022年起，我国人口开始出现“负增长”，即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。
综上所述，赵燕菁教授的建议虽然旨在提高生育率，但却忽略了年轻人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社保制度的基本原则。在解决生育问题上，我们需要更全面、更深入的思考，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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